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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中國事件與刻不容緩的版權許可機制改革

日期:2019-04-19 來源:知產力 作者:熊琦 瀏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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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界望遠鏡”項目(EHT)于2019年4月10日首次發布了黑洞照片,卻驚奇地被發現該圖片已成為視覺中國代理的作品,并被打上了“版權所有:1995—2019?視覺中國”的標識。然而根據圖片來源歐洲南方天文臺的官方回應,“除非特別注明,在ESO官網上發布的圖片、視頻和音樂,以及新聞稿、公告、博客文章和標題的文本,均根據知識共享4.0版的國際許可協議(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直接獲得許可”,這意味著任何人都可以在保留署名的前提下自由使用上述黑洞圖片,視覺中國屬于無權代理且無權主張任何著作權。一時間視覺中國在國內成為了眾矢之的,各種質疑和批評接踵而來,各單位不斷在視覺中國的圖庫中發現自己的商標,甚至連國旗、國徽這樣法律明文禁止商業利用的對象都被納入其圖庫中,成為了明碼標價的標的物。鑒于國內大量媒體都被視覺中國起訴過,因此聲討之聲四起,視覺中國那種通過機器搜索未獲授權使用圖片的企業,然后在索取高額賠償的做法,被視為是“版權黑洞”而遭到全面的指責和批判。


第一批質疑的聲音發出后,相關事實已基本明了。但冷靜反思之后可以發現,這種無權代理和普遍訴訟其實僅僅是表象,圍繞這個對象的批評聲音也開始出現走偏的趨勢。之所以視覺中國能夠在未獲得授權的情況下以權利人自居,說明權利人和使用者雙方都存在問題:首先,我國版權產業界缺乏規范的版權歸屬共識手段和有效率的登記機制,導致少數企業能夠在沒有獲得授權的情況下主張權利;其次,諸多使用者之所以會被視覺中國索賠成果,還是說明我國網絡媒體尚未養成“先授權,后使用”的習慣,才會出現頻頻被訴侵權卻又啞口無言的窘境。換言之,“版權黑洞”之所以形成,其實并非單純是一方作惡的產物,而是行業習慣不合規和制度落后于產業發展的共同結果。


首先,海量訴訟之所以橫行,還是因為侵權行為的普遍存在。回歸理性來評判,無論如何去指責視覺中國的行為,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是被訴對象確實存在未經許可使用他人圖片(一般是攝影作品)的行為。一些自媒體習慣于直接使用從網絡上下載的圖片作為配圖,甚至還直接標注“圖片來自網絡”,卻從未考慮解決圖片上存在的著作權問題。因此對視覺中國的任何批判,都不應包含對規范和加強著作權保護的質疑。認為行業因海量訴訟受到“騷擾”的觀點,恐怕有意無意忽視了“海量訴訟”仍然是建立在“普遍侵權”的前提下。


回顧網絡著作權制度發展歷史可以發現,中國互聯網所經歷的,是一個從野蠻生長到規范重建的艱難歷程。互聯網在中國的迅速普及,并未伴隨保護制度的同步構建。早期的互聯網儼然成為了法外之地,以至于大量用戶養成了免費使用的習慣,甚至認為共享在網絡環境下是天經地義的。而歐美發達國家則由于傳統版權產業具有強勢地位,互聯網在其國內普及之初就在版權產業的大力推動下強制構建了在線付費機制,這種普遍訴訟的情況其實在當時的歐美國家也是大量存在的。以音樂產業和電影產業為例,當年P2P軟件服務提供者還處在與電影公司和唱片公司的漫長訴訟過程中時,上述內容產業主體就直接針對最終用戶發起了大規模訴訟,而且其中不少是刑事訴訟,被訴者都是當時通過個人電腦從網絡下載資源的普通人。這在當時也導致了不小的輿論壓力,媒體紛紛指責這些大公司“欺負”付不起費的窮人,但版權產業仍然堅持這種明顯無法收回成本的起訴,最終依靠這種訴訟的震懾力扭轉了網絡用戶的使用習慣。當然,發達國家版權產業這種普遍維權是建立在對自有作品行使權利的基礎上,不存在海量搜集不屬于自己的作品這種情況。


其次,訴訟頻發的深層次原因,還是我國版權許可機制明顯滯后于版權產業的發展。如果基于自有權利進行維權是應該保護和提倡的,隨之而來的第二個問題是,那些自媒體、企業公眾號等非專業的網絡媒體能夠從哪里高效便捷地取得著作權許可?實踐中,媒體配圖的合法圖片來源主要有四種方式:


第一種當然是自制圖片,著作權當人屬于作者本人,如何使用悉聽尊便;第二種是直接獲得圖片(主要是攝影作品、美術作品或者圖形作品)著作權人的直接授權,那么在授權范圍內的使用完全是合法的;第三種是通過集體管理組織或圖片版權代理公司獲得許可,簽約后可以使用該組織或公司代理的所有圖片。對于職業媒體來說,由于日常對圖片的需求量大,這種授權方式是最高效的,能夠一次性獲得大量圖片的使用許可;第四種是使用標識了“公共許可協議”(creative commons licenses)的圖片。“公共許可協議”作為著作權人自愿釋放部分或全部著作權的許可協議,是著作權人為促進自己傳播為目的所創設的合同類型,屬于權利人為謀求某種目標所做的私人制度安排。而視覺中國事件所暴露的,主要是第三種授權方式在我國的滯后。


從通過集體管理組織或版權代理公司實現的許可來看,著作權市場許可效率不高的主要原因,是我國集體管理組織制度的缺陷,以及當今非法集體管理司法認定過寬帶來的消極影響。我國法律對集體管理組織壟斷地位的肯定,使得同一領域內只能有一家集體管理組織存在。由于缺乏基本的競爭,加之由政府主導設立,著作權人對集體管理組織缺乏基本的控制和管理權,使得集體管理組織沒有動力去迎合著作權市場的變革,許可模式缺乏針對網絡環境下多元使用方式的設計,導致大量著作權人更多選擇直接許可或通過版權代理公司許可。然而,實踐中這樣的版權代理公司同樣被視為“碰瓷式維權”,并在地方法院的司法裁判中被認定成“非法集體管理”。這種對版權代理的非法認定,意味著著作權人如果選擇版權代理公司將可能難以實現大規模許可和維權的目標,也進一步增強了集體管理組織的壟斷地位。


如果對比近年著作權領域的其他熱點我們還可以發現,視覺中國事件和2018年10月發生的音集協“刪歌公告”事件的本質原因其實基本相同,即都是因版權代理和集體管理的沖突而生。這接連兩次事件也再次說明,隨著我國版權產業的高速發展,著作權大規模許可機制已經遠遠落后于實踐的需求,但集體管理組織的壟斷性立法設定,以及版權代理被頻頻視為非法集體管理的司法現狀,完全排除了著作權人“用腳投票”的可能,面臨即使退出集體管理組織也無法選擇其他有效許可渠道的境地。因此,法律上解決我國著作權市場許可效率低下的當務之急,是在司法上謹慎認定非法集體管理,將版權代理排除在非法集體管理之外,使得版權代理能夠與集體管理機制之間形成制度競爭,一方面著作權人能有不同的許可渠道可供選擇,另一方面也在現行法律堅持集體管理組織壟斷性的前提下從外部給予集體管理組織以競爭壓力。


有鑒于此,批判和處罰視覺中國無權代理行為顯然具有必要性和緊迫性,但這種批判不應轉化或上升為對版權代理的全面質疑。視覺中國事件出現的根源,還是我國版權許可機制的全面落后。造成這種落后的本質原因,則是立法和司法上造就的著作權中介組織準入門檻,使市場主體難以參與到大規模許可的市場環節中。因此,必須在司法和立法上破除這種阻礙,首先在司法上謹慎認定非法集體管理,允許版權代理能夠參與大規模許可,然后在立法上調整對集體管理壟斷地位的維護,以及著作權歸屬和登記等大規模許可配套機制的完善,最終使包括圖片市場在內的所有作品交易進入良性循環軌道,真正實現著作權市場的合規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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